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、研究员魏加宁出席大会并发表主题演讲，以下为演讲文字实录。

林毅夫观点的核心有两点：1）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是投资而不是消费，因此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的想法是危险的。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必要的甚至有益的，政府职能的改革迫切性也不明显。

但站在今天的时点来看，中国的基础设施总体上已经不再是瓶颈因素，在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供给过剩、超前供应的问题。2、投资过高是祸水吗？林毅夫认为投资被冤枉了，成了一个不好的代名词，甚至被有些网评家认为是我国经济中一切问题的根源，把居民收入占比下降、货币超发、创新能力不足、污染、腐败等一系列问题都归结为投资惹的祸，因而认为我国应该放弃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，改为以消费来拉动我国的经济增长，显然是一种头痛医脚、因噎废食、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主张。以美国经济为例，消费对GDP的贡献率高达70％左右。有繁荣博士（Dr. Boom）之称的林毅夫自从世界银行卸任归国后，抛出新结构经济学，其观点再度引发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争论。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，靠刺激政策、政府直接投资,空间已不大。

将因为周期性因素所造成的增速下降归咎于我国的增长模式，也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论断。吴敬琏指出，十八大结束了改革路线之争，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确路线。——让新市民享受同城待遇与着力建设小城镇的矛盾。

食之者众、生之者寡的问题不解决，不但财政收支矛盾会越来越尖锐，而且对政府职能转换、机关作风改进带来严重阻力。最近几年，上头实行大部制改革，县（市）也跟着拆庙并屋，改换名称和牌子，但人员减不下去。尽管巨额财政资金被吃掉，公职人员的工资待遇仍然不高。越来越严格的政绩考核，迫使地方官员不惜代价、不计成本地透支财力搞大干快上。

应建立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披露制度，实行严格的债务投资决策责任制，规范贷款资金的运行程序，及时化解财政债务风险。紧迫性与艰巨性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的城镇化步伐逐步加快。

由于土地财政获取的收入大部分游离于预算之外，监管措施难以落实，致使养人收费和收费养人的格局不断得到强化。有资料显示，2000—2010年，全国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张了64.45%，而城镇人口增幅只有45.9%。6、狠刹奢靡之风，压缩三公消费支出。由于我国土地交易完全由政府垄断，所以，政府从中获取了巨额收益。

至于招商进来的企业，更是利用地方政府渴求投资的心理，不掏自己腰包，圈占大量土地。实践证明，无论是领导方式、工作作风，还是经济发展和财政建设的路径选择，都与整个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息息相关。既要适当提高公职人员的待遇，又要提升公共产品供给，显然是必须做到又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。由于近年来招商引资中的恶性竞争愈演愈烈，欠发达地区不得不靠超常优惠政策吸引投资。

应改革人大制度，提升人大地位，并把人大制度改革与建设透明财政、民主财政紧密结合起来，实现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。财政收支不透明，不公开，是公共财政建设的最主要障碍和形成财政黑洞的最根本原因。

而新型城镇化对财政的要求，则是由生产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，这又使地方政府面临着两难的选择。——调整分配结构和化解债务危机的矛盾。

近年来，很多地方仍呈增加的趋势。应进行县乡领导干部竞争性选举试点，逐步实现县以下官员权为民所赋的目标，从而促使权为民所用的执政理念更好地落到实处，为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提供更有力的组织保证。在放权于县的过程中，如何建立新的财政监管机制，是一个非常艰巨的课题。据周天勇教授研究，2007年，政府党政公务和行政性事业支出的比例，已经达到政府全部实际支出的44%，高于许多国家行政公务开支比例一倍以上。中、省级财政向下转移支付的额度逐年增加，但与县级财政所承担的事务相比，仍有一定差距。但是，据笔者考证，从1986年1到2009年9月23年间，中央作出此类规定已达13次之多，多数规定已达到五令八申的程度了，但效果并不明显。

但是，由于财政监管过分倚重自上而下审计检查的路径，自下而上监督和横向监督乏力，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在审批拨付及使用过程中雁过拔毛、权力寻租现象屡禁不止。另方面，却要偿还巨额债务，避免债务危机爆发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各级党委政府一直在强调转变领导方式，但由于种种原因，政治压力型的地方治理模式并未真正革除。到2012年，达到52.6%，年均提高 1.37 个百分点。

笔者认为，一个重要原因是公务、公益机构过于庞大。2000年，提高到36.2%，年均提高0.84 个百分点。

第五，寅吃卯粮的短期行为难以遏制，政府性债务逐年增加。7、改革转移支付制度，增强县级财政的实力和自主权。经过十几年努力，把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压下来。土地财政弊端丛生，亟待革除，但要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彻底摆脱对它的路径依赖，却面临着诸多难以排解的矛盾。

第三，形成了地价房价轮番上涨的怪圈，导致房地产业和建筑建材产业的畸形繁荣。早在2002年，全国县（市）级财政供养人员占人口比重就达到2.97%，黑龙江省达到3.10%，有的县高达8%。

应建立严格的完整预算体系，将游离于预算之外的各类政府收入纳入预算，以提高财政透明度，缓解收支矛盾，保持财政稳定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截至2010年底，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已达10.7万亿元，很多地方债务率高于100%的警戒线。

5、控制机构人员膨胀，减轻财政养人的负担。有些只有六七万人口的县城，也要建几十万平方米的大广场。

3、遏制新一轮造城运动，控制政府投资规模。所以，应下决心整顿招商引资秩序，严肃追究乱开优惠政策口子的违法行为，尽快遏制无序招商，特别是引税买税的狂潮，从而促使地方经济特别是县域经济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，实现财政实力的可持续增长，推动经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。这与新型城镇化注重内涵的要求并不吻合，而且将加剧财政潜在危机。新型城镇化，要求大中小城市同步发展，并着重发展小城镇。

这一骄人成果的取得，离不开土地财政的支撑。必须保留的转移支付，应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，大幅度减少专项转移支付，以扩大地方特别是县级财政的自主权，堵塞跑部钱进及跑冒滴漏的管道，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。

这里至少要解决两个问题，一个是加快对小城市和两万多建制镇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，缩小这些地方与大中城市的差距。在干部年轻化、知识化的口号下，很多地方让50岁左右的科、股级干部退长当员，回家养起来，同时在大学毕业生中选录公务员，即使编制略有减少，实际吃皇粮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。

所以，必须采取更严厉、更系统的措施，标本兼治、常抓不懈，遏制奢侈之风，并铲除其滋生的土壤。与前一个问题紧密相关，造城运动已经造成了土地这一稀缺资源的浪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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